它不像稻麦低垂着头，也不像瓜果藏在叶下。它把花盘举过人的头顶，从清晨到黄昏，一寸一寸跟着太阳转：东升时脸朝东，西沉时脸朝西，夜里慢慢转回来，凌晨三点又稳稳地朝向东方，等下一轮日出。像个不肯合眼的守夜人，又像大地立起来的一根日晷针。 姥姥说，等花盘长满了籽，它就不转了。攒够了东西，就不跑了。 我第一次记住向日葵，是在姥姥家后院。 那年夏天，姥姥在院墙根下种了一排向日葵。苗子刚出来的时候和野草差不多，一天天长高，长到快一人高的时候，顶端鼓出一个青色的花苞。花开了之后，整面院墙都成了金黄色。姥姥每天早上端着一碗粥坐在门槛上，看着那些花盘慢慢转向太阳，嘴里念叨一句：“转了转了。”好像那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。 我问她为什么向日葵要跟着太阳转。姥姥说：“它心里有光，自然就往光那边去了。”说完自己又笑——“我瞎说的，谁知道它怎么想的。” 后来我才知道，姥姥没说错。 1 向日葵的老家在北美。 考古学家在美国田纳西州发现了距今约四千三百年的向日葵遗存，那是美洲原住民最早驯化它的证据。更早的考古发现表明，早在公元前3000年，印第安人部落就开始使用野生向日葵。那时的向日葵花盘远没有今天这么大，籽粒也小得多，是印第安人用了几千年的时间，一代一代选育，才把它从荒野杂草变成了饱满的作物。 在印第安人的世界里，向日葵不只是食物。他们把葵花籽磨成粉做面包，把花盘当盘子用，把茎秆当柴烧。有人甚至把它当作太阳的化身，在仪式中佩戴向日葵的图案。一株花，在美洲大陆上活了上万年，陪着一群人度过了无数个日出日落。 十六世纪初，西班牙探险队把向日葵种子带回了欧洲。最初，它被种在马德里植物园里，欧洲人没见过这么大的花，觉得新鲜，当奇花异草养着看。后来，慢慢传遍欧洲，但始终不是粮食，只是一朵好看的花。 彼时，它还不叫向日葵。在欧洲人眼里，它叫“太阳花”——一朵追着太阳跑的外来观赏植物。 2 向日葵传入中国，大约在明朝万历年间。 最早记下它的，是明代学者姚旅的《露书》：“万历丙午年（1606年），忽有向日葵自外域传至。其树直耸无枝，一如蜀锦开花，一树一朵或旁有一两小朵。其大如盘，朝暮向日，结子在花面，一如蜂窝。”这是中国文献里第一次出现“向日葵”三个字——之前的“葵”都是另一种蔬菜，和向日葵毫无关系。 明末学者赵崡在《植品》中也写道：“又有向日菊者，万历间西番僧携种入中国。干高七八尺至丈余，上作大花如盘，随日所向。” 刚来的时候，中国人给它起了很多名字：丈菊、西番菊、西番葵、迎阳花。叫“丈菊”是因为它茎长丈余；叫“西番”是因为它来自外域。明代农学家王象晋在《群芳谱》（1621年）里专门记了一笔：“丈菊一名西番菊，一名迎阳花，茎长丈余，干坚粗如竹……只生一花，大于盘盂，单瓣色黄。”描述的正是我们今天见到的向日葵。 清代园艺学家陈淏子在《花镜》（1688年）中，才第一次正式用了“向日葵”这个名字。从那以后，向日葵不再是“丈菊”，也不再是“西番菊”——它有了自己的中国名字。 清代谢堃在《花木小志》中写道：“向日葵处处有之，既可观赏，又可食用。”“此花园林、寺观、郊野、陂塘在在皆有。子亦可食……”到清朝中晚期，向日葵已经遍及中国的园林、寺庙、郊野和水塘边。它不再是一株外来的观赏花，而是中国人院子里、墙根下、田埂上随处可见的寻常草木。 那些在书里记下“丈菊”、“西番菊”、“迎阳花”的文人，没有一个写过一个老太太坐在院子里看花盘转。他们写的是花的样子，姥姥过的是花的日子。 3 向日葵真正被全世界记住，是因为一个荷兰人。 1888年，穷困潦倒的梵高来到法国南部的阿尔勒。那里阳光炽烈，田野上开满了向日葵。梵高被那种铺天盖地的黄色迷住了，他画了一幅又一幅——《花瓶里的十二朵向日葵》、《花瓶里的十五朵向日葵》……一生画了十一幅。 梵高画向日葵和别人不一样。别人画花，画的是好看；梵高画向日葵，画的是燃烧。他用厚厚的颜料把花瓣堆叠起来，黄得刺眼，黄得发烫，每一片花瓣都像一簇火苗。那些花有的盛放，有的枯萎，有的花瓣已经掉了一半——但不管哪一种，都在拼命地向着光。 梵高在给弟弟提奥的信里说，向日葵是“属于我的花”。他渴望光明，渴望温暖，渴望被看见，就像向日葵追着太阳一样。 可梵高一生都没有等到他想要的光。他画完那些向日葵之后不久，在麦田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而那些向日葵留了下来，成为艺术史上最明亮的符号。 梵高在阿尔勒用颜料追光，画了十一幅燃烧的向日葵。地球另一边的中国乡村，一个老太太没有画布，没有颜料。她只有一碗粥，一面院墙，和一排每天陪她看日出日落的花盘。梵高用颜料追光，姥姥用日子追光。 4 我童年记忆里，姥姥家后院那片向日葵，每年夏天都准时开花。 姥姥种向日葵从不算日子。清明前后翻翻土，把上年留的种子埋下去，浇两遍水，就不管了。向日葵自己往上蹿，一天一个样。叶子宽大粗糙，边缘带着细毛，摸上去沙沙的。茎秆粗壮挺拔，风吹过来微微晃一下，风停了又直回去。 姥姥只种单瓣的向日葵。村里有人种那种重瓣的，开起来蓬蓬的一大团，好看得很。姥姥看见了撇嘴：“好看有什么用？结不出籽。”她种向日葵只有一个标准——能不能结籽。能结籽的就是好花，不能结籽的就是“花架子”。“粮食就是粮食，”她说，“别整那些虚头巴脑的。” 花开的时候最热闹。一朵花就是一张圆盘，金黄的花瓣密密匝匝围成一圈，中间是深褐色的花心，密密麻麻排着上千朵小花。蜜蜂嗡嗡地围着转，从早到晚不歇气。整面院墙成了金黄色的瀑布，从墙头倾泻到墙根。 姥姥从来不摘花。她说：“花活着的时候不能伤它。落了是它自己愿意给的，不是我要摘。”她看花是用手背轻轻碰一下花瓣边缘——手心有茧，怕划伤了。她说花瓣薄得像纸，一用力就皱了。每年秋天花盘耷拉下来，她拿剪刀把花盘剪下来，挂屋檐下晒干，籽一粒一粒搓下来装进布袋。落下来的花瓣她也不扔，收进一个铁皮盒子里。“晒干了冬天泡水喝，”她说，“清火的。” 姥姥每天早晚都要去看一眼花盘。“早上朝东，晚上朝西，”她指着花盘跟我说，“你不用看太阳，看它就知道几点了。”她管向日葵叫“转日莲”——花盘跟着太阳转，像一朵会走路的莲花。 有一年夏天连着下了半个月雨，天阴沉沉的，太阳好几天没露脸。我跑去看那些向日葵，发现所有的花盘都朝着同一个方向——东边。姥姥说：“它们在等太阳呢。等不到，就朝着太阳该出来的地方站着。”那一排花盘齐刷刷地朝着东方，一动不动，像一群站岗的士兵。 有些花盘已经沉甸甸地垂了下来，籽粒灌满了浆，不再跟着太阳转了。姥姥摸了摸其中一个，说：“这个熟了。熟了就不转了。”她停了一下又说：“花老了不转，人老了也不转。籽满了，头就低下来了。” 后来我长大了，去城里上学、工作，回姥姥家的次数越来越少。有一年秋天回去，院墙根下空空荡荡，什么都没种。姥姥坐在门槛上，头发白了大半。我问她还种不种向日葵。她说：“种不动了。腰不行了，弯不下去。” 她停了一下又说：“花开得再好，也得有人种。” 我没接话。院子里静悄悄的，只有风吹过空荡荡的墙根。 5 向日葵的“向日”，其实只发生在花盘成熟之前。 植物学家发现，向日葵幼嫩的花盘会跟着太阳转——白天从东到西，夜里慢慢转回来。等花盘成熟了，重量大了，茎秆老了，它就停下来了，永远朝着东方。不再追着太阳跑，但朝向太阳升起的方向，一动不动。 像一个人，年轻时追着光跑，跑了一辈子，跑不动了，就停在某个地方，面朝光来的方向。 向日葵的向光性，说到底是一种本能。茎秆里的生长素在背光侧积累，刺激背光侧的细胞长得更快，花盘就慢慢弯向有光的那一边。没有意识，没有选择，天生如此。 可人不一样。人可以选择追光，也可以选择不追。姥姥选择了一辈子追着那点光——种地、养家、拉扯孩子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她不知道什么生长素，不知道什么向光性，她只知道：太阳出来了就得干活，太阳落山了就得歇着。她的“向日”，是刻在骨头里的。 姥姥去世两年后的夏天，我回了趟老家。院墙还在，墙根下荒草过膝。我在墙角找到几颗干瘪的葵花籽——大概是哪年落下来的，没人捡，就那么躺在地上。 我把它们埋进土里，浇了水。 后来听说，那面墙根下又长出了向日葵。邻居拍了照片发给我——七八株，歪歪扭扭的，花盘不大，但金黄得晃眼。照片里它们齐刷刷地朝着东边，像在等什么人。 姥姥不在了。那面墙根下的向日葵，每年夏天还按时开花。 梵高、印第安人、明代文人——这些和向日葵有关的事，姥姥一件都不知道。她只知道：春天把种子埋下去，夏天就能看见花盘跟着太阳转。 “它心里有光，自然就往光那边去了。” 那时候我小，以为她在说花。现在才明白，她说的是自己。花朝太阳转，人朝着日子转。日子就是她的光，一天一天地转，转了一辈子。 只是坐在门槛上指着花盘跟我说“转了”的人，已经不在了。 （全文完）
